十、 觀音借庫由來
2006年3月23日出版之《溫暖人間》刊載 〈觀音借庫真意義〉報導，文中訪問了上環太平山街觀音堂負責人鄧紀蓁，他透露，觀音堂是鄧氏祖業，有180年歷史，至今已是第五代經營。自稱「觀音借庫」的習俗，就是由該堂始創。
據鄧紀蓁口述，1818年，鄧紀蓁的太婆在岸邊織網時，撿到海上飄來的一塊大木頭。然後將之立在岸邊上香祭拜，村民一傳十，十傳百，木頭香火日盛。海邊住民都拜天后，他們以擲杯問卜，後來發現木頭原是觀音托世，於是從佛山請工匠乘船來港，把木頭雕刻觀音像，並於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建成觀音堂。
鄧氏祖先有感當年民生困苦，始創「觀音借庫」，作為扶貧助學善舉。這是記述香港「觀音借庫」起源的一份口述歷史資料。不過鄧紀蓁沒有提供相關創立活動之年份資料。
如香港天后廟，常以漂浮之說立廟，傳說是在海岸拾到天后神主牌、木像等，人便就地立廟，奉為神明。這點與福建和台灣等地天后廟不同，因為神主乃漂來的，各廟無從屬關係。台灣媽祖信仰則以分靈立廟，形成特殊的層級譜系。觀音堂的成立就以漂浮之說立廟。
見諸文獻上有關觀音開庫最早的記載是清末於廣州出版的《時事畫報》，於1907年報導了廣州的觀音開庫。當中說：「粵俗婦女，多往參神，凡去年曾借褲者，是日前往還褲，庫富同音，又轉而為褲，所借者定非褲，以紅紙封錢六文而已，有借有還千百轉，恐神之追收舊數也，又知神之好收貴利也，於是連本帶利，幾十元或百元，誠惶誠恐，三跪九扣首，端供而奉還於神。」
清朝宣統二年（1910）版本的《南海縣志》，是另一份提及觀音開庫的較早期的資料。在描述官窰生菜會的部份，對觀音開庫有如下的描述：「俗傳正月廿六日為觀音借庫之期，故該廟每年以是日開庫。」
十一、 「送子觀音」到「送錢觀音」
現存的資料並不能確切地顯示出生菜會與觀音開庫的關係。兩種活動的目的有異，從「求子」到「求財」卻同一天在觀音廟舉行。由於現存有關生菜會的最早資料出現於1870年代，而有關觀音開庫的資料則在1900年代才出現，或許筆者可以從時代的大環境、中國佛教的入世性格，以至觀音菩薩的特色去作推論。
臺灣的佛教學者楊惠南在 〈當代台灣佛教「出世」性格的分析〉一文中認為，明清以還，中國佛教是一個極為衰敗的局面，這是給民間各種的宗教信仰發展，提供滋生發展的養分，佛教內的神祇被民間宗教予取予求。
清代皇室信仰喇嘛教，特別是雍正更刻意地壓制禪宗的流行，相對地則提倡淨土宗的念佛法門，雍正的這一態度，影響極為深遠。因為明代佛教，由於種種關係，實際上只有禪、淨二宗；到了清初，由於雍正的態度，使得禪宗也迅速沒落，以後中國佛教不問其宗派如何，都以念佛為基本。另一位佛教學者陳榮捷在《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》一書，對民國以來的中國大陸佛教有相當深刻的描述，「中國和尚與尼姑的主要職業是在喪葬等場合誦經作法事，通常他們是藉此而獲得報酬。我們無法逃避一個令人不愉快的事實，那就是：僧伽乃是無知與自私等烏合之眾的團體……產生這種可悲情形的主要原因，在於加入僧伽的那些人的典型。依據可靠的說法，在五十萬和尚與十萬尼姑之中，或者說，在每兩個寺廟五名僧眾之間，大部份對他們自身的宗教都沒有正確的認識。」他們的「剃髮」很少是因為信仰。他們「遁入空門」，為的只是貧窮、疾病、父母的奉獻，或者在祈求病癒或消災祈福時承諾將孩子送入寺廟、家庭破碎等，有的甚至是因為犯罪。
太虛大師就曾抱怨說，「中國所有出家人都在為自己的利益奔走。」
十二、 苦難中的應化
中國在一個如此的佛教氛圍環境影響下，觀音信仰的不斷異化，亦可以說十分合理。
一般民眾信仰的佛教(庶民佛教)，往往多為功利的交易，如向菩薩許願，如菩薩佑助我，那麼我來還願。如：「重修廟宇，再塑金身」等等。這種賄賂式的祈求，即是毫無真實信仰，是非佛法的！
隨機應化，是佛教菩薩行的特色，觀音千手千眼而外，有十八臂觀音，四臂觀音，最一般的，即示現天人莊嚴相的聖觀音。一向有三十三觀音的類別，總不外隨機示現而已！在生菜會示現的白衣送子觀音後，「觀音開庫」順理成章變為「送錢觀音」。
從文獻資料來看由「生菜會」演化至「觀音開庫」，與一般文化的發展過程無異，經「蘊釀→變化→成長→熔入生活」四個階段。當中在初始期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，以至反對，慢慢大眾就開始接受，尤如佛家說，有漏世界是離不開成住壞空的變化。
筆者從文化人類學家的角度去看觀音開庫的形成，文化人類學家基辛也曾說：「宗教強化了人類應付人生問題的能力，這些問題即死亡、疾病、飢荒，洪水、失敗等等。在遭逢悲劇、焦慮和危機之時，宗教可以撫慰人類的心理，給予安全感和生命意義，因為這個世界從自然主義的立場而言，充滿了不可逆料、反覆無常和意外的悲劇。」觀音開庫現象，恰恰是回應清末民初，社會動盪，民生困苦的年代，完全適應民眾盼從苦難過度向幸福的需要。
